游宇明(1963年10月—),作家
最近听了一场学术报告,海报上开列了报告人的十多年头衔,有省字号的、有国字号的,但听了之后觉得此君说的都是些老生常谈。于是想到了如何做学问的事情。
如今的学者想“出大名”,基本上都是走的以下路径:先在单位混个一官半职,争取多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,最大限度积累人脉,然后再报从地厅级到国 家级的各种课题。报课题之后接着就是 “跑课题” (“必记本”注:这是大学、研究机构一个专用术语),约这个吃饭, 给那个送礼。
(资料图)
课题到手,胡乱发几篇文章或拼凑一本所谓的专著,反正现在为钱不为质的学术刊物和出 版社遍地都是。“成果”出来了再跑结题的事,关系到位才提交材料。地厅级课题如此操作,省部级乃至国家级课题也这样操作。
一个人做得七八个课题即可报高级职称,评几级教授,做教学名师,成为所谓 的“名学者”。有些会操作的人,做地厅级课题是那些论文,做省部级、国家级课题是那些论文,报职称、 当教学名师还是那些论文,顶多换个题目在学术报刊重新自费发表一下。
我喜欢早些年做学问的环境,那个时候发论文不要钱,还有稿费,加上学术刊物不是很多,这就使得千军万马挤独木桥,能够挤过去的一般都是相对优秀的。其时的人评教授的绝大多数都比副教授水平高,评副教授的一般都比讲师水平高。谁获得了高一级职称,别人看他的目光满是崇敬之情。
现在呢, 一些专心做学问、搞科研的人评不上职称,某些不要脸皮、东抄西抄的人反而成了所谓的 “教授”、“博导”、“名师”,反正现在一些所谓学术论文与专著少有人关注,即使抄袭也不一定被发现。
从某种意义说,如今的一些学者,他们没有资格叫学者,只能叫学术活动家。这些人要知识没知识,要创造性没创造性,他们唯一擅长的是做所谓的课题、捞取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,被人称为巴金研究权威,却没有认真看过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(“必记本”注:均为巴金小说),不晓得巴金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关系;被叫做某方面的杰出科学家,却没有一个基础科学方面的新理论或应用科学方面的发明专利,不能创造丁点儿的经济或社会效益。
这些年,我们的科研投入在全世界的排名节节上升,科研绩效却不明显,就是由于长于交际的学术活动家太多,认真做科学研究的学者太少。
学者越来越少,学术活动家越来越多,固然跟学术道德有关。如果一个学人甘于寂寞,立志做传世的学问,我想无论外界的诱惑大到什么程度,他都不会动心。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某些政府部门的隋政思维。评价原创性的科研成果非常费事,要组织人论证,要调查实效,要给出定性的评价,而评价课题只要看它是什么级别、是否重点就行。只是,课题优先的科研评价取向,方便了某些官老爷,却苦了那些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。
这些年,有关民国学人的治学一直是个热点,我们之所以回望民国学术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:民国学人是活在学问中,而不是活在千奇百怪的课题中。他们的出名都是因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独到的研究,为他人所不及。
学人是一个相对被动的群体,要让学人立志做学者而非学术活动家,我们其实无须在学人身上动多少脑筋,只要某些政府部门改变一下科研评价机制就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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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宇明(1963年10月—),作家最近听了一场学术报告,海报上开列了报告人的十多年头衔,有省字号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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