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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报丨新书推介|戴健编:《蒋逸雪文集》

  • 2022-07-09 08:06:07 来源:腾讯网

《蒋逸雪文集》,戴健编,凤凰出版社2022年3月版。


(资料图片)

内容简介

文集作者蒋逸雪(1902-1985),江苏盐城人,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,硕士生导师。曾在中华民国国史馆任职,与王献唐先生交好,经常切磋学问、诗文唱和。生前出版的著述有《张溥年谱》《陆秀夫年谱》《国学概论》《刘鹗年谱》《南谷类稿》等五种,涉及文史哲等多个学科,在经学、史学、文学等方面皆有建树。

文集主编戴健,江苏扬州人,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,硕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,已经出版专著三部:《清初至中叶扬州娱乐文化与文学》《明代后期吴越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》《品读》,已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。在承担蒋逸雪著述整理工作时,除重新校订以上已经问世的五种著作外,另又收集整理蒋逸雪先生的散见文章12万余字,以《南谷类稿补遗》名目作补充;所辑他人寄赠文章4万余字,以《附录》形式作收录。

文集能够客观反映蒋逸雪先生的学术涉猎、研究成果及人生经历。作为扬州大学“文脉工程”项目的成果之一,文集也较好地展示学校前辈学者的学术风采与道德风尚。

蒋逸雪先生

总 目

序 田汉云

上册

国学概论

陆秀夫年谱

张溥年谱

刘鹗年谱

下册

南谷类稿

南谷类稿补遗

附录

后记 戴健

《蒋逸雪文集》

田汉云

蒋逸雪先生原名连城,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颜单镇乔家舍人。生于1902年2月12日。六龄受书。15岁,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皆成诵。23岁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(建于淮阴)。继而至南京国学专修馆深造,又考取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通讯研究生,25岁卒业。

其后近十年,执教于盐城中学、淮安师范、太仓师范、镇江师范。1937年南京沦陷,次年,应急筹建的江苏省联合中学组织学生自淮阴转移湖北沙市、四川重庆,先生为带队教师。1941年,供职于重庆歌乐山国史馆筹备委员会,初任干事,不久任第一组组长。1943年游历西北,任玉门油矿秘书。次年返蜀中,寓居江津白沙授徒,直至抗战胜利。

蒋逸雪先生印章

1946年买舟东归,卜居镇江南郊菊花山,任教镇江师范学校。1956年8月调苏北师专中文科(原扬州师院中文系、今扬州大学文学院前身),讲授中国古典文学。1983年退休。1985年8月7日病故,享寿84岁。

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余年,于经、史、文学皆有精深造诣。治经,勇于在学界囿于成说或聚讼已久的重要议题上深入开掘,考证经传所涉重要史事、基本知识,多有新见。

《商代迁都考》梳理群籍所载商代都邑迁徙,自契至纣凡十九次,历十五处。又指出,商代迁都频数,出于“政治势力之消长”、“游牧习性未尽革除”、“经济环境之选择”、“黄河为灾之逼迫”等复杂原因。张煦侯认为:“诸所推定,皆至慎至核,非夫好学深思,岂能为此!”

《三代释名》、《数字探源》、《释四方》、《释蚕》等,也是释义精密之文。今、古文两派源流与相互关系,素为治经学史者关注。

先生撰《经今古文学述评》,系统考述、评论今古文经学之异同与关联。经今古文学流别区分,一般认为始于西汉中叶,先生则追溯到春秋时期。认为周公监于二代,斟酌损益,更定礼制,文物粲然大备。及周衰,犹有尊奉周公所传文献者,故周公为古文学派鼻祖。孔子删订五经,修《春秋》,而阐发其义。其徒崇尚口义,孔子遂成今文学派之宗师。

要之,“昔人论学,往往周、孔并举,但周自为周,孔自为孔。二者诚有交光互映之处,但各具特点,不宜混同。周公制礼作乐,为周初创建文化之伟人;孔子删定修赞,为周末整理经籍之巨擘”。

《南谷类稿》

两派后学,说经风格不同:今文家尚义,古文家訾义为空文;古文家重事,今文家以事为粗迹。今文家发挥义理,固有精湛之言,亦多迂怪之说;古文家偏重名物训诂,语必有征,然间亦繁琐而遗失大体。

二者互有短长、得失,“斯在学者综观而善择”。辨明今古文经学之分派与儒家经典生成、传播、诠释的深刻联系,是先生对经学史研究的贡献。

先生治史,以学术文化领域为重点。其所考述,多着眼于学术文化兴衰、绝续的关键环节,探索史实,研寻启示。

《孔儒辨》提出:早在晚周之世,儒家后学与孔子已有一定差异。故荀子尊孔而诋排思、孟。自汉武帝抑黜百家,崇尚儒术,学者乃以孔子与儒家合一,于是“儒者尊孔子而孔子小,章句之徒崇儒而儒道绝”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所谓“总方略,齐言行,壹统类”,为仲尼之业。故“百家称道六艺,是诸子源出于孔子业。仲尼总汇方略,是兼包乎百家也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修六艺之术,而观此九家之言,舍短取长,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”

先生申之云:“不偏不倚,昭圣学之全量,暗者使明,郁者使发,教被万邦,以一尊之学,成大国之世,其在今日乎。”简言之,以孔子之学为统宗,整合百家之学,是为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康庄大道。

《国学四十讲》

近年来,有学者倡经学与诸子学平等论。经学与诸子学的发展史、形成的学术遗产存在巨大差异,在整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,又如何保证经、子平等呢?以经学为主、整合百家,才是切合实际、合乎逻辑的路径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先生的观点对当前如何发掘、利用传统文化的宏富资源,有重要启发意义。

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,先生早年即有思考,认为“焚书不始于始皇,始皇所焚为古文”。后来撰《论秦始皇焚书坑儒》,明确指出:“秦人焚书,远起于孝公之世”。“关东焚书,或早于秦,(商)鞅原为卫人,熟见其事,于秦献策,不期而举以为言,这也是可能的事”。

秦始皇焚书,“对中国文化曾造成巨大的损失,这是毋庸置疑的”。但应注意到,这主要是由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所引起的,还有儒法两家争胜的问题。况且,除六国史记外,任何书,秦都没有烧绝,“《诗》《书》百家语,禁在民间流传,至于秘府所藏,则不在此限”。至其所坑,是“为妖言以乱黔首”的燕齐方士及“犯禁获罪”者。

先生认为,根据政治需要,对诸种学说“明于取舍”,在思想文化领域掌握主导权,是历史上形成的“行政经验”。问题在于,“知识分子思想复杂,历来执政者常为此感到头痛,秦始皇不事缜密的设计,专用粗暴的压抑,哪里能解决问题”;“秦统一天下经时未久,实际上是有困难的。关于这一点,我们也应该有充分的理解。”抚今追昔,先生持论之通达、深刻,值得我们仔细品味。

商务印书馆版《陆秀夫年谱》

1942年,先生撰《心史辨伪》一文,以文献考辨为路径,维护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。宋遗民郑思肖《心史》,《四库全书总目·别集类存目一》“提要”举五条疑点,断为伪书,先生逐一加以辨驳。

《四库全书》“提要”作者多长于考据,对《心史》何以疏于按断?先生指出:“清之设四库馆,原欲将中国旧籍足为其政治障者,加以总检查,总毁灭。执事者秉承其旨,于《心史》而加吹求,自居意中之事”,“清朝以满族入主中夏,宁能任斯说之推衍乎!吾独慨夫当日之御用学者,忘天下之是非,徇一姓之好恶,本钦松柏坚贞,又恐霜雪怀惭,持论乃进退失据矣。”

先生此篇之命意,实在倡导高尚民族气节与坚忍不拔的斗志。故曰:“当天地反覆之际,举世昏聩之时,独明大义,守死善道,察现势之不可为,乃将心志移灌后人,绵绵以俟,欲启未来之运,光复固有之物”,“理苟当于人心,则虽具雷霆万钧之力,终不能使之久屈不伸。执斯机枢,乾坤自转,此君子所以道其常也。吾读有宋遗民郑思肖之著述,益叹心力之伟大,而钦其为民族之巨人。”

先生为此文时,抗战局势严峻,激励士气之心志,固可知矣;揭示前贤坚贞不屈的精神,是促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,这充分体现出先生鉴往知来的历史眼光。

《宋陆君实先生秀夫年谱》

先生认为,民族气节植根于传统道德伦理。《陆秀夫年谱》淳祐十二年壬子条指出,陆秀夫“笃信理学,尤服膺晦庵”,“读《编正孝经刊误跋》一文,可知其致力之所在矣”。这是说,理学素养是陆秀夫平生志业的根基。

《史可法〈复多尔衮书〉的作者问题》列举关于史可法复书执笔者的六种说法,指出:这封信关系重大,拟稿万分审慎。扬幕既人才济济,这紧要任务,史可法不会委付于一人。应是召请群彦,集思广益;推一人起草,再由大家推敲润色,最终由史可法核阅定稿。文献所载盐城王之桢、乐平王纲、桐城何亮工、沔阳黄曰芳、商丘侯方域、新建欧阳五敕、江都强惟良,“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”。

先生注意到“具有高度文学修养”的文士在抗清活动中所起的独特作用,这也是先生深信民族精神绵绵不绝,辉光日新的依据。

先生早年目击时艰,检视“中国晚近贫弱”之故,以为“侧重精神研讨,忽视物质究求”是为“痼疾”,故极力主张精神、物质建设“应当并重”。

先生所撰《李仪祉传》、《孔祥榕传》,记载两位水利专家任治水要职,“莅事精勤”,“持躬清慎”,“积劳病逝”。《张謇拟传》历叙张謇振兴实业的建树,称扬其“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,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”的气度,堪称“不世出之杰”。

先生不排斥知识分子怀着济世理想从政,但认为“良相”与“良医”的贡献,“轩轾未易判也”。又呼吁更多国人从事科学工艺之研索,勿重弹“得位行道”的老调。

《刘鹗年谱》

《刘鹗年谱·后记》云:“丹徒刘鹗,富有才艺,于版本、碑帖、音律、医药、水利,均能涉其藩而通其义,于古器物能鉴别真伪,于古文字亦能粗探其源。世但称其《老残游记》文笔隽永,似未足以尽之也。”由此也可以看出,先生提倡知识分子应养成通博学识,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先生平生从业,以执教为常,以讲授国文居多,特别是长期在扬州师院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,故于文学用力最勤,创获亦较治经、考史为多。先生发表的论文,多为文学史、文学作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成果。

如《关于〈孔雀东南飞〉的写作时代问题》据礼俗存废时限,考定诗中“初七及下九,嬉戏莫相忘”二句当是汉人原文。又指出,诗中写太守家操办婚丧之礼,皆 “辞义炫烂,流于浮艳,显然是六朝的笔路”;而刘兰芝自叙语,或“直而不野,浅而有致”,或“柔婉而不浮靡,敦厚而不矫饰”,六朝诗无此混沦气象,亦为汉代原型。

从古音分部角度考释诗篇声韵,也可看出部分语句成于汉代;而有些语词的用法,具有晋代特征;据《古今乐录》载《华山畿》为南朝刘宋之作,辨析此篇“华山”之地当在镇江境,转见“这首诗到了刘宋以后,又经过修改”。由此认为:“咏叹仲卿夫妇之死,在汉末已有了不成熟的诗篇在民间传诵,经过魏、晋、宋、齐,不断地加以润色,成了定型的作品”。

宣铎签赠蒋逸雪先生《水经注》

《谈有关〈阿房宫赋〉的几个问题》认为,《阿房宫赋》“是文赋的开山”。论此篇在当日的现实意义,列举史事充分、确凿。论此篇艺术,指出其渊源与独创性。

先生说:“一种文体的革新,看似纯属形式方面的事,其实,也是与内容分不开的。骈赋靠涂抹为工,为当时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去推波助澜,文赋则粉碎骈赋的桎梏,发抒真情实感,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加以嘲讽讥刺,《阿房宫赋》便是实例。所以就文赋对骈赋来说,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,同时在内容上也是一种革新。因此,我们明白:文学上的革命,是包括形式、内容两个方面,以形式来适应内容,从内容来产生形式,不会是单线独进的。”后来的研究者多参考或认同先生的基本观点。

《读诗偶记》存录读诗札记,持论精切。赵翼《瓯北诗话》评杜甫、查慎行诗,许为“深人无浅语”,先生亦足以当之。

桐城、阳湖两文派是先生文学研究的重点。先生撰《谈有关桐城派的几个问题》,指出:当年钱玄同、鲁迅骂“桐城”,是在文学革命高潮将至,内忧外患交迫的形势下,针对反对新文化、新文学,不合时宜地维护旧文学的守旧文士,是“为当时的具体人、具体事而发”。

先生认为,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“对桐城文若仍用全盘否定的态度,不加分析,迳予排弃,那就未必恰当了。”“前人著述,即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,要想从内容到形式原封不动地完全符合我们今日之用,这是不可能的事”;“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,有的,我们要在肯定的基础上来进行个别否定;有的,我们要在否定的基础上来进行个别肯定,哪怕它仅有点滴可取,则对这能起作用的点滴也是不应轻予放弃的。”这些见解,有助于扫除研究桐城派的思想障碍。

《国学四十讲》内页

先生对桐城派的评论,以取精用弘为特色。他认为,方苞的文学倾向,是“以程朱为内容,以韩欧为形式”。这种学术文化取向,在思想理论上,与清初尊程朱、抑陆王的学术思潮相应;在艺术上,是受明代文学风尚影响。姚鼐“在方苞成就的基础上而有所补充”。姚鼐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者合一的创作理论,“考据”一项是他“增添出来的”。这与乾隆年间汉学大盛,又有直接关系。姚鼐“极明汉学,而且工力很深;不过,他不像汉学家称引繁富,仅把考证结论捧出来,如水中撒盐,自有盐味,而不见盐形。”“这是姚氏因时利导,扩展内容,对文学上的贡献之一”。

先生还指出,在义理、考据两者之间,姚氏实左袒义理。姚氏选辑《古文辞类纂》的优点,在于合理简化传统的文体分类,“令人感到眉目爽朗”;篇末的为文八字诀,“是桐城文由方苞而刘大櫆直到姚鼐的一个总结”,“理、格、律三者多袭方说,神、气、声三者多袭刘说,味、色二者出于姚氏个人心得。方、刘所说的部分也经过姚氏而得到提高,同时,这些文诀也得到条理化。”

先生论姚鼐为文,有一条“散文通乎辞赋的路线”;“专从散文中去学散文,容易发生枯淡的现象;学散文而兼取他长,将能推陈出新,光彩无尽。”

商务印书馆版《张溥年谱》

先生所撰《论阳湖文派》认为,把桐城视为大国、阳湖为其附庸或别支是不恰当的。桐城虽曾给阳湖一些影响,但只是派系之间的交流,而非主从关系或师弟关系;“阳湖文派是土生土长的,桐城对它来说,是催生剂,而不是种子,只能看成是助力,绝不应说成是主力”。

阳湖文派的生成,有其本土渊源,“它的成员与其乡先辈及并世做别种学问的乡贤,都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,这是阳湖文派产生的主因”。若是没有本地因素,即不能别张一军。

就阳湖派的结构形态而言,阳湖文学家“以文会友,声应气求,亲厚出于自然,思想活跃,没有清规戒律的束缚。”

就其学行的主导倾向而言,“阳湖诸人崇尚事功,坐而言,起而行,不是全从笔头上下工夫。”“作官则为循吏,不作官也知重视事功”。

从艺术特质上看,“他们的作品是学人之文,而不是文人之文”。“从表面看,阳湖所谓识,类似桐城所谓义;阳湖所谓气,类似桐城所谓法。……实则大相径庭。桐城所谓的义,边幅狭窄,邻于僵化;阳湖所谓的识,范围广阔,充满生机。桐城所谓的法与阳湖所谓的气,亦不尽相同。而且,常州文学一贯是以内容(识)为主,他们认为必定先有内容,然后才能谈到形式(气),先能笃实于内,然后才能光辉于外。”

先生评价两派的历史地位,认为盘点阵容,“桐城比阳湖要大得多”,“若以对社会的贡献说,道光、咸丰以后,阳湖所起的作用,则远胜于桐城。”

近年来,阳湖文派研究取得很大进展,而先生当年的基本观点多成为学界共识。先生晚年曾有更为深入、系统地研究桐城、阳湖两大文派的规划,惜退处林下,患病怀忧,以致盛业未就。

蒋逸雪先生旧藏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

先生治学六十余年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择要言之,约有三端:

其一,视野闳通,讲求精博。1935年,先生以历年讲稿为基础,著《国学概论》。分五编三十五子目,介绍中国文化元典或特定领域的学术内容、研究历史。钩玄提要,叙述中国学术梗概。至今仍有研究者推为同类著作之佳制。

此书《导言》有云:“治学之道,惟博与精;不博则见狭,不精则识浅;博乃初阶,精为终极。虽然,初阶岂易言耶!水利家言:‘治百里之河者,必具千里眼光。’余谓论学亦犹是也。平凡短制,亦须环络靡遗,采毛及髓,言近旨远。”先生读书、治学范围宽广,所为文,能融会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文学,故多独到见解。

其二,去除“私见”,保持“从善服义”的公心。先生早年撰《唐宋诸老觝排释老平议》,其中说:“学者凭着私见,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,‘安其所习,毁所不见’,使真理暗郁,后世莫知适从,其影响于学术者至巨。凡遇到这类的事,我们须得加以辨正。”清代汉学家认为,理学混杂着释道二氏之说,非纯正儒学;理学家则极力否认这一点,以维护本派儒家正统地位。

上海学生书局版《国学概论》

先生论唐宋诸老,所不满者,在于他们既诋排释老,又与佛老之徒交往。先生早年从唐大圆先生请益,通佛教哲学。又受梁启超等影响,认为佛教哲学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。

读《替曹操恢复名誉要恰如其分》、《论秦始皇焚书坑儒》,可以看到先生晚年对于“善”、“义”的内涵获得新的认知。他认为,评价历史人物,判断的基本标准是看他们的活动有无历史的进步性,是否符合民众的利益。关于专家学者如何去私见、存公心,先生认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原则,力戒片面性、绝对化,尤其不可带主观随意性。先生这一条经验,对于我们今天在学术实践中守正创新,有一定借鉴意义。

其三,借重本地历史文化资源,承续区域学统文脉。先生的学术研究,部分选题与其籍里或讲学之地有一定联系。

以撰陆、刘、张三家《年谱》为例,陆氏为楚州盐城人,于先生为乡先贤;刘氏籍标丹徒,而实居淮安,先生则旅食淮壖,移家京口;张氏太仓人,先生亦曾寄寓太仓。

先生说,因移家京口,“于鹗之事迹略有所闻”;当年寄寓太仓,“太仓为张氏珂里,流风余韵,沾匄后人,考献征文,便于他邑”,可见择取这三家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,是有搜求文献之便。但更重要的,还是出于接续区域传统,化及一方的考虑。

先生曾说:“国文一科,具有潜移默化之力,关系匪浅。观乎汉代经师,常持刚劲之节,謇谔之操,有一种清介不可名状之风度。如郑玄、孙期、徐稺之伦,隐居讲学,而化及一方。”并主张从“吾先民教学之道”汲取“嘉言良法”,“身体力行”。

齐鲁书社版《张溥年谱》

以此,先生在《张溥年谱后记》中极力表彰张溥匡扶正义的气节、谋议国事的才略与“摛翰振藻,照耀人寰”的文学成就。这在20世纪30年代,社会意义自不待言。

铭记渊源是承续传统的起点。先生与扬州夙有渊源。童年业师张锡璜为宝应人,先生数十年后犹有诗纪念。撰《国学概论》时,极意推许清代扬州诸名家。1956年调进苏北师专任教,作《来扬》诗,直抒对扬州历史文化的热爱。

先生有心倡导学术史研究。1997年,祁龙威先生赠我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四月版复制本。此件大约1960年前后制作,封面书名为张旭光先生题写。内页有祁先生1986年1月手记:“此书系据蒋老逸雪藏本复制,书中有墨圈和眉注,皆蒋老手迹。今蒋老已故,展观怆然。”

这是先生开创扬州大学中国学术史研究方向的珍贵物证。先生民国年间撰有《张謇拟传》,篇中提及“光绪二十九年春,南通成立师范学堂,为举国先”。

扬州师范学院旧照

四十年后《南谷类稿》收录这篇文章,后学因得景仰先生“史笔”之美,并保持扬州师院源头的记忆。

2012年,扬州大学确定以张謇先生为通州师范所题“坚苦自立,忠实不欺”前句为校训,而此语实取阮元《拟国史儒林传序》“坚苦自持”而稍变其词,以切合青年学子。在历史上,通州曾隶属扬州,两地学术文化交流密切。由此看来,区域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是原本是校训的固有内涵,这与老一辈学人的高情雅意相契。

从青丝少年到皤皤耆老,先生经历了太多的时代风雨。他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求、提炼应对世变之道,并笃实践行。先生所把握的国人特有价值理念之一,是“重正义,轻利害”,“唯以求理之无悖,心之所安”。

抗战期间,以一介书生慷慨辞家,不畏艰危,陪护青年学生转徙西南;以精悍文字激励士气民风,抨击日寇、汉奸,以及对陪都重庆偏安享乐之风的谴责,充分体现出先生深挚的家国情怀。先生始终认为,学术争鸣极其必要,否则将“使真理暗郁”。

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十年动乱,学术讨论政治化倾向日趋明显。其间,先生就文史领域热点议题发表研究心得,不惮与权威人士商榷。其学术品格,与趋附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。如不具备争鸣条件,宁可保持沉默。

1966年,学术界发生关于史可法评价的激烈争论。李廷先老师在《文汇报》刊文,坚主史可法为民族英雄,在扬州师院引发轩然大波。当年《扬州师院学报》分两期集中发表20篇批判文章,多数是针对李先生的。

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

蒋先生作为对史可法有研究的学术名家,保持良知,坚守底线,没有卷进这场风波。真可谓“沉默是金”。1980年夏,王献唐先生之子赍先人遗稿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谒先生,求为整理。先生慨然允诺,邀李坦老师襄助,期年蒇事,然劳瘁致疾。

原扬州师院孙达伍副院长称美先生“一生不为名利囿,不为外物围,清廉自守,直至最后一息”。读先生1976年所作《浣溪沙·渔父词》,感觉这一评价符合先生性情。先生立身处世之道,使得他的人生常常是寂寞的。

先生1943年有甘肃之行,以纪实文字,叙访古之乐。但这次离开重庆国史馆筹委会,虽云响应“国家开发西北”政策,起因是牵于人事,愤而去职,故“友好爱我,群加沮尼”。这一去,亦即离开大后方的学术中心。所谓“乡音久寂,庾哀日深”,折射出先生的落寞心境。

十年动乱期间,先生的经学专长显得不合时宜,故无从发挥。1983年,先生退休,从校内寓所移家镇江郊区故园。先生原打算息影林下,潜心著书,可叹连遭丧女、丧子之痛,以致一病不起。故旧知交痛惜先生下世,多认为先生不该离开扬州师院。以先生的阅历,大约不至于料想不到回到镇江郊区,日常生活、学术研究条件远逊于住在校内。其所以决意移居,当是“唯以求理之无悖,心之所安”吧。

李孟星签赠蒋逸雪先生《扬州文史资料》

我于1977年初毕业于扬州师院中文系,留古代文学教研室当助教。其后几年,常向先生求教。学习中国学术史,特别是研习经学史,先生有启蒙之恩。

先生对青年教师都很关心、爱护,曾在教研室亲切地指着我等八名助教说:“这批人将来如果不散掉,我们教研室的前景很可观!”也深受大家爱戴。

离开扬州前,古代文学全体助教与先生、师母合影留念。我奉命随车陪侍。途中,先生以祁龙威老师赠别诗示我,可惜没有记下来。

多年来,时时感念先生教诲之德。前不久,戴健君辑校先生著述,即将告竣,师友提议,嘱为序言。既不敢以謭陋辞,遂略述先生大德鸿业,以为后学追怀往哲前修、光大学统文脉之助。

2021年5月12日于扬州大学文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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