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看点!永记不忘方重教授

• 2022-10-12 15:49:54 来源：腾讯网

(资料图片)

忽然记起，今年是方重教授（1902—1991）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，这位令我十分敬重的长者的音容笑貌，就浮现在眼前。

方重教授执教60周年纪念会上与家人合影

方重是我国著名翻译家。因出生于我国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，名“重”即由此而来。他幼承庭训，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父亲，早早把他送入新式学堂，十四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（清华大学前身）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中，他与同学们一起冲在队伍前列。所以说，方重是一个老资格的爱国知识分子。他后来赴美专攻英国文学专业，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。1927年，北伐战争取得胜利，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可望结束，方重决定提前回国，投身“教育救国”事业。先后在武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华东师大、复旦大学、外国语大学等任教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。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方重首次把“英国诗歌之父”乔叟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，也是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作品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。在他八十大寿时，我曾写贺诗一首，其中有“吟诗乔叟垂文史，采菊陶翁傍棘篱”之句。

遗憾的是，我没能成为方重门生，无缘聆听他的授课，那想必是如坐春风，如沐化雨，启迪心智，受益无穷的。不过，我有幸在他的晚年多有交往，面承謦欬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局势稍有好转，我从干校调到市内化工厂“战高温”，八小时外和星期天，闲来无事，找出残存的几本书籍字典，暗自想把鲁迅、杜甫的诗歌译成英文。用尽业余时间和心力，书稿译出了，却不知是否像个样子。我先后求教姚叔高、林同济、孙大雨、孙瑜（导演兼翻译家）等译界高人，其中也有方重教授。

那年，我由同事杨立信陪同，前往华侨新村林同济教授家。后来林教授带我一起去了新体育会路上的方重先生家，那是外国语大学的教授住宅楼，方重住在二楼，屋外是水泥阶梯。林教授说起，有时他自带饭盒去方家，就坐在阶梯上吃饭，等待方重午睡后醒来。还说起，方重常常自己拎只煤球炉下楼，在室外捣鼓煤饼煤屑。堂堂大教授，生活如此简朴艰辛，使我肃然起敬。进得室内，同样使我大开眼界。一共两间，外屋几个竹书架，用布罩成一排，大概里面还有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。方重和师母叶子蓁教授和蔼可亲，毫无架子。“架子”对他们来说，从来不知道是何物。见到我这个“后生”，不是“可畏”，而是可亲了，大约他们认为我是“可选”之材吧。我感到温暖和惭愧。后来，我多次去方教授家，请教翻译问题，总是收获多多，满载而归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外国文学开禁。我所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，开始再版重印一批外国文学名著，方重的《乔叟文集》也在计划之内。没有想到，社领导指定我担任这部译著的责任编辑。我把上下两册的译文旧版本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一遍，再斟酌译句是否符合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，作些更改，毕竟此书翻译出版已过几十年了。尤其是方重新写《译本序》长达万言之多，花费时间更多些。排字付印前，我诚惶诚恐地去方重家，请他最后审定。他让我把改的地方念给他听，凭他极强的记忆力，在头脑里对比原译，一一作了取舍定夺。正如译者在《译本序》中所说：“因为年迈体衰，又患眼疾，这次重印，仅将这篇序言和正文某些地方略加修改。修改过程中承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帮忙整理。”我只是尽一个责编的责任罢，方重却没忘记我。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，他居然提出，为肯定我的工作，他要分一些稿费给我。这可万万使不得，于我是工作范围，怎可捞分外之财。想不到的是，他收到社里的稿费后，竟然拿出四百元钱，派人送到我家。无论多次推却，他都固执地说照他的办，非如此不可。我无奈之下，只得根据他的需用，购买了当时还较为稀罕的电子计算器等，作为退款给他。尚有余额，还征得他的同意，在展览中心友谊宾馆设宴，请翻译界朋友小聚，也是对他《乔叟文集》出版的庆贺，到场的有孙瑜、吴岩、汤永宽、裘因和杨之宏、陈漪夫妇等。如此，总算暗地里把这笔钱作了“私了”。

1991年3月下旬吧，我忽然接到方重儿子方大卫先生的电话，告知说父亲已病逝。我默然良久，悲痛不已。大卫说我是他父亲生前最信任的好友，请我写一篇悼文，在追悼会上致辞。这可是千斤重担啊！后来，这篇悼文还在《外国语》杂志上刊登，表达了我和译界朋友对方重教授的景仰和爱戴。（吴钧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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