容轩读印——清代流派印（三）

• 2022-04-13 18:49:51 来源：腾讯网

丁敬朱文“山舟”

这是丁敬为梁同书所刻印章。梁同书，字元颖，号山舟。边款中丁敬讲述了刻此印的缘由：“天龙僧舍有元人贯云石所书‘山舟’二字匾，遒逸可人，元颖孝廉爱之不置，求予篆石用之。且其家世曾邻近其地，盖效文待诏于印章上起屋子耳。东坡不云乎：‘我携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’。今而后随在自有山舟，不必命工师求大木矣，何如何如！壬申二月，敬身记。”语言风趣幽默，置之明清小品文中亦不逊色。此印用古玺样式，两字作对角分布，“山”字右上，“舟”字左下而横置，全印章法上极为疏旷，简练生动。

蒋仁朱文“真水无香”

此印为乾隆甲辰（1784）蒋仁42岁时所刻，为其朱文代表作之一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

此印四面边款，款字近三百，堪称巨制。长款中记录了朋友的欢聚，回忆与黄易的结识，同时对丁敬的篆刻充满了崇敬之情：“叹服丁居士之印，犹浣花诗、昌黎笔，拔萃出群，不可思议。当其得意，超秦汉而上之，归、李、文、何未足比拟。”归昌世、李流芳、文彭、何震都是明代著名篆刻家，蒋仁认为丁敬在篆刻史上的地位超过这四位，推崇之情溢于言表。此印四字作回文排列，字形尽量简化，“水”“香”二字采用减省法，所占空间较小，且形成对角呼应。边款中，蒋仁自言此印乃“迅疾而成”，可知刻制过程还是洒脱自然的。

黄易白文“一笑百虑忘”

此印乃黄易为印学家汪启淑所刻，边款云：“簿书丛杂中欣然作此，比奚九印何如？冀方家论定焉。”黄易刻毕视之，自问比奚冈何如，可见相当满意。汪启淑（1728—1799）一生编了大量印谱，又辑有《续印人传》等，对篆刻堪称内行，故黄易为其刻印必定如狮子搏象，全力赴之。

此印“一”“笑”两字笔画少，占用空间与“虑”相同。“虑”字心部处理成一横笔，既节省空间，又与“忘”字心部有别。此印用刀冲切兼施，刀法遒劲，笔画厚拙朴茂，整体给人以简静浑穆之感。

奚冈朱文“龙尾山房”

此印乃奚冈二十五岁时为画家汪石礓所刻。汪为婺源人，侨居扬州而不忘故乡，言其室为“龙尾山房”，奚冈刻此以“美其不忘故土之志”。龙尾山在江西婺源，传世的歙砚砚材皆产于龙尾山，此印边款言：“龙尾山自南唐采砚，后其名著于星源，石之铿铿，水之泠泠，他山或无过焉。”

此印元朱文意味较浓，笔画遒劲多姿，笔势婉转流动，结构上疏密有致，显得婉约古雅，舒展自如。“山”字框内作网状排叠，以协调繁茂的章法处理。全印线条皆呈弧状，大多向上弯曲，弧线偶有断笔，使得变化丰富而不单调。此印妙在自然飘逸而不做作。

丁敬、蒋仁、黄易、奚冈四家之后，又有陈豫锺、陈鸿寿、赵之琛、钱松四人被称为“西泠后四家”，与前四家合称为“西泠八家”。“西泠后四家”主要活动于清嘉庆、道光和咸丰年间（1796—1862）。后四家所处的时代是浙派刀法的鼎盛时期，陈豫锺用刀比较内敛，陈鸿寿、赵之琛、钱松都以泼辣大胆用刀著称。以用刀的恣肆而言，陈鸿寿最突出；以用刀的细腻而言，赵之琛技术最好；钱松的用刀超越了传统浙派的范围，披削切刀兼用，印面苍浑雄厚。后四家用刀已不同于前四家的“细碎切刀”，而是加大切刀刀口的幅度，变“碎切”为“长切”，更加重视落刀处石质自然剥落的趣味。

浙派印风的形成始于西泠前四家，丁敬有开山之功，浙派印风的确立和切刀法的引入都与丁敬有关。蒋仁、黄易、奚冈三人，把精力集中在丁敬拟汉白文和方角朱文两种上，以此为基础加以提炼，遂形成了大家公认的浙派印风面目。如果说西泠前四家完成了浙派印风基本形式的创始和确定，后四家则促使浙派印风走向高度的成熟（唐吟方《浙派经典印作技法解析》，78—81页，重庆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
陈豫锺(1762—1806)，字浚仪，号秋堂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少承家学，收藏古印、书画甚富。书法宗李阳冰，山水、梅兰竹松均见功力，篆刻宗丁敬，兼及秦汉，印作秀丽工致，自成风貌，楷书印款极为工秀。存世有《求是斋印谱》《古今画人传》《求是斋集》等。陈豫锺篆刻整饬严谨，秀雅丰润，富有书卷气，是西泠诸家中工稳典雅印风的代表人物。其三十岁时曾在“赵辑宁”印款中言：“书法以险为上乘，制印亦然，要必既得平正者，方可趋之，盖以正平守法，险绝取势，法既熟，自然错综变化而险绝矣。”七年后，他又在“家在吴山东畔”印款中言：“年来印无它妙处，惟能信手而成，无一毫做造而已，若浑脱变化，故以俟诸异日。”从中可见其审美旨趣，惜其英年早逝。

陈鸿寿(1768—1822)，字子恭，号曼生，又号曼公、恭寿、种榆仙客、夹谷亭长、老曼等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曾以拔贡授溧阳知县。工诗文，善书画，其行书峭拔俊雅、隶书奇崛简古，独步有清一代。亦善制宜兴紫砂壶，创出十八种新样式，并亲自撰铭刻款，人称其壶为“曼生壶”。有《种榆仙馆印谱》《桑连理馆集》行世。

陈鸿寿篆刻师法秦汉玺印，旁涉丁敬、黄易等人，周三燮曾在《种榆仙馆印谱》题词中言：“龙泓善用钝，曼生间用利；小松善用浑，曼生兼用锐；秋堂善用正，曼生间用戏。”又在《种榆仙馆印谱》序中言陈鸿寿篆刻：“继两家（黄易、陈豫锺）而起，而能和合两家，兼其所长。而神理意趣，又于两家之外，别自有其可传者。”黄易用刀平和，而陈鸿寿用刀恣肆，其篆刻作品苍浑古茂，有一种豪爽磊落之气，与浙派早期含蓄蕴藉的作风简直判若云泥。

赵之琛（1781—1852），字次闲，号献甫，又号宝月山人，斋号补罗迦室。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一生未入仕途，以金石书画自给自娱，阮元著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内所摹写古器文字多出其手。有《补罗迦室集》《补罗迦室印谱》行世。赵之琛工书法，善画山水花卉，篆刻拜陈豫锺为师，但受陈鸿寿的影响更大，早中期的作品颇可观，力求巧妙，刀法滞重，其边款亦以工整著名，尤以切刀之法见称印坛，然晚年所作流于习气，多表现出锯齿燕尾之状。其印章边款别具一格，字体隶、行结合，下刀生辣，富有金石趣味。赵之琛勤于奏刀，一生刻印数以万计，是西泠八家中留存篆刻作品最多者。

钱松(1818—1860)，初名松如，字叔盖，号耐青、西郭外史等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善鼓琴，工篆隶，精铁笔，亦善梅竹，藏古碑旧拓皆有题跋。晚与杨岘、僧六舟等结社南屏。咸丰十年（1860）太平军攻占杭州，钱松性格刚烈，服药而亡。有《铁庐印存》《钱胡印谱》《未虚室印赏》等行世。

钱松为“西泠八家”之殿军，篆刻胎息浙派诸家，后转益多师，尤其不持门户之见，尝自评其艺曰：“国朝篆刻，如黄秋庵之浑厚，蒋山堂之沉着，奚蒙泉之冲淡，陈秋堂之纤秾，陈曼生天真自然，丁钝丁清奇高古，悉臻其妙。予则沿其原委秦汉。”（“米山人”印款）钱松还从邓石如等印作中汲取养分，篆刻一扫赵之琛的锯齿燕尾之习，以圆取势，以雄强古拙出之。连当时身居浙派领袖地位的赵之琛亦惊叹道：“此丁、黄后一人，前明文、何诸家不及也。”

杨岘曾在钱松书桌上见到一部《汉铜印丛》，其中“铅黄凌乱”，被钱松批注得密密麻麻。钱松自己说：“逐印摹仿，年复一年，不自觉摹仿几周矣。”钱松篆刻淳厚浑朴，气势非凡，天资之外，盖得力于尝摹汉印二千方，人莫及也。钱松的印风亦为赵之谦、吴昌硕等所钦佩，并对吴昌硕等近代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陈豫钟白文“我生无田食破砚”

印文内容出自苏东坡诗句（“我生无田食破砚，尔来砚枯磨不出”）。陈豫锺请黄易刻过多方印并细心观摩学习，在其创作中亦有参考借鉴黄易作品的。据边款可知，黄易曾刻过相同内容的朱文印，陈豫锺认为黄易此印“圆劲之中更有洞达意趣”。而他再刻此印则采用带框白文，章法上两边密中间虚，陈豫钟边款中言此印“不若司马之流动”，实乃自谦之语。

陈鸿寿朱文“问梅消息”

此印乃为画家王锡所刻，王锡原名恕，字心如，号新树，工画梅。四字中“问”“息”二字以横笔为主，“梅”“消”二字以竖笔为主，呈对角呼应之势。此印有陈豫锺隶书款云：“予自甲辰与曼生交，迄今二十余年而心相印，终无闲言。篆刻予虽与之同能，其一种英迈之气为余所不及者，若以工致而论，余固无多让焉。”陈鸿寿之“英迈”、陈豫锺之“工致”，二人各有千秋。郭麐评价二人篆刻时曾言：“秋堂贵绵密，谨于法度；曼生跌宕自喜，然未尝越矩矱。”可谓的评。

赵之琛朱文“神仙眷属”

此印作于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，为赵之琛朱文印代表作。印文四字篆法皆繁复，以田字格隔开，每字占一相对独立的空间。《西泠八家印选》的序中，罗榘曾对赵之琛有如此评价：“次闲继出，虽为秋堂入室弟子，而转益多师，于里中四家无不摹仿，即无一不绝肖。晚年神与古化，锋锷所至，无不如志，实为四家后一大家。”此类浙派朱文带田字格的处理方法，在陈鸿寿篆刻中也偶有见到。

此印的处理上，赵之琛对篆字都作了一定的简化。“眷”字的目部横置，既节省了横笔，又与“仙”字的西部相呼应。“属”字虫部简化成“厶”形。赵之琛曾谓：“方朱文以活动为主，而尤贵方中有圆，始得宋元遗意。”此印“神”字全用方笔，而其他三字均有弧笔，方圆结合中颇显沉静之美。

钱松白文“富春胡震伯恐甫印信”、朱文“胡鼻山人宋绍圣后十二丁丑生”

此印乃钱松为胡震所刻，两人亦师亦友，钱松为胡震刻印近百方，皆精品之作。此白文印是仿蒋仁“邵志纯字曰怀粹印信”的印式，以九宫格隔开九字，结体多作圆笔。中间“伯”字处理作桃形，时值胡震四十寿，故有以寿桃寓有庆寿的意思，且留红醒目，布局自然，浑朴而又大气。另一面钱松以朱文刻“胡鼻山人宋绍圣后十二丁丑生”，亦用界格隔开。边款记录了钱松以明拓《李仲璇修孔子碑》和康熙瓷印盒为胡震祝寿的事，另一面乃四年后钱松的学生华复刻录的《胡鼻山宋开通题记》。数位印人间的金石因缘呈现于方寸的印石之上，一百六十余年后读来亦颇多感慨。

（连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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